第一节上书文帝献国策
晁错，颍川（今河南省禹县）人，生于汉高祖七年（公元前200年），卒子前元三年（公元前 151年），是西汉前期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。他积极策划和推行了为结束地方割据的“削藩”斗争，虽然因七国叛乱而被汉景帝错杀，但他为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建立作出了贡献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。
晁错青少年时期，他曾在轵县（今河南省济源县南）跟随张恢学习先秦法家申不害、的理论，后来被朝廷选为太常掌故（太常，汉朝九卿之一，专门掌管礼仪祭祀。太常掌故是太常的下级属官）。
焚书坑儒后，一直到西的时候，研究经典著作《尚书》的人还很少。在齐地有一个伏生，曾为博士，精通《尚书》，但年龄已经九十多岁了，行动不便，不能应召前来京城讲授。汉文帝就下诏太常，让他派人到伏生处学习《尚书》。太常见晁错年青好学，便派他前往。晁错回来以后，上书文帝讲述《尚书》内容和自己的一些看法，很得文帝的赏识。汉文帝任命他为太子舍人，门大夫（侍卫太子的官），很快又升为博士（主管教育宗室子弟，并在朝廷遇有疑难问题时负责问对）。
晁错在任博士期间，他上书文帝《言太子宜知术数疏》，称赞皇太子才智过人，骑马射箭技艺高超，但更为重要的是要教给皇太子治理国家的方法，只有这样才能够继承帝业。疏中论述：一个君主所以能够建立留传后世的功业，关键就在于通晓“术数”，即治国的方法和策略。他认为君主必须懂得如何统驭臣子，使得群臣“畏服”；懂得怎样听取下面奏报，而不受欺蒙；懂得怎样“安利万民”而使“海内必从”。
晁错认为，太子是未来的君主，所以就必须教育太子懂得治国的“术数”。以前的君主，有的不能保持政权而被臣子杀害，就是由于不懂得治国的“术数”的缘故。现在太子书读得很多，但是如果不通晓治国的方法，只知背诵书本，这是没有用处的。晁错建议汉文帝亲自选择“圣人之术可用今世者”，让皇太子学习。汉文帝觉得他的建议很有道理，就拜晁错为“太子家令”，主管太子家的钱、谷，是太子府内一个比较重要的属官，职责虽然是主管庶务，但从此以后，晁错便可以经常接触皇太子，即后来的汉景帝。晁错以善于分析问题，提出中肯意见，深得太子的喜爱和信任，并被太子誉为“智囊”。汉景帝在当太子时长期受到晁错的影响，这对景帝执政后，晁错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起到重大作用。
西汉初年，匈奴贵族不断带兵南下，掠夺中原。汉文帝即位以后，情况仍然没有好转。文帝十一年（公元前169年），匈奴又侵扰狄道，陇西军民奋起抗击，打了一个胜仗。晁错抓住这个时机，向文帝上了《言兵事疏》，就如何抗击匈奴向朝廷献策。他明确指出：过去打败仗，这次打胜仗，问题不在陇西民众勇敢或胆怯，而在于将吏用兵巧妙或笨拙有所不同。晁错强调将帅的重要性，指出：“安边境，立功名，在于良将，不可不择。”他还总结说，武器锋利，士兵训练可用，将帅懂得军事，君主能选择良将，这四者在军事上最为重要。
汉文帝看了晁错的《言兵事疏》之后，很为赞赏，赐给他盖有皇帝印玺的诏书，以示嘉奖。不久，他又向文帝上了《守边劝农疏》和《募民实塞疏》，提出了用“移民实边”来代替“轮番戍边”。分析了轮番戍边的弊病，他根据匈奴“时至时去”经常骚扰的特点，指出：少发戍卒，则兵力不足；多发戍卒则远县的士兵才到，而匈奴又去。在边地聚集大量部队，消耗军费很大；如遣散戍卒，则匈奴复入。这样连年下去，国家会疲于奔命而民众也不得安宁。
晁错认为：守边的兵士一年更换一次的规定有弊病，因为士卒还不熟悉匈奴人的活动规律就到了返回的日期，不利于打击和防御匈奴。针对轮番戍边的缺陷，他提出了“移民实边”的新政策，即招募内地百姓移民到边塞地区。对长守边塞之民要注意解决好他们的住房、土地、农具、衣服、食物以及配偶等问题。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，边塞之民就会父子相保，齐心协力抵御匈奴，而远方的人民也就可以不再到边疆服役了。这对子孙后代都是大大有利的事。就在这一年，汉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，迁民于边塞要害之处，实行屯田，既开发了边疆，又防御了匈奴的侵犯。
公元前168年，晁错针对当时社会上大小商人，贱买贵卖，从中牟利，疯狂兼并土地，造成大批农民流亡的严重局面上书汉文帝。在这篇《论贵粟疏》中，他认为就是要使民务农，而要想使民务农，在于贵粟。贵粟的途径，就是要用粮食作为赏罚的手段。汉文帝极为重视晁错的建议，立即颁发了纳粟授爵令，规定百姓向政府上交粮食的，按粮多少赐以不同级别的爵位。
文帝十五年（公元前165年），汉文帝令大臣们推举贤良、方正、文学之士。所谓“贤良、方正、文学”是汉代选拔统治人才的科目，“贤良、方正”多从现任官、退职官中推举；“文学”一般从民间读书人中推举。晁错是在太子家令任内被推举为贤良的。汉文帝亲自出题，要被选的人回答“明于国家大体”等三个问题。参加对策的有一百多人，晁错回答得最好，名列第一，他的《举贤良对策》也成了西汉一篇著名的政论文。
晁错在回答“明于国家大体”这个问题时，强调了君主亲自执政的重要性。他认为帝王应该“处于法宫之中，明堂之上”，亲自处理国家大事。晁错指出汉文帝执政十六年来“民不益富，盗贼不衰，边境未定”，其原因之一是文帝亲自处理政事不够，而依赖群巨较多。
在回答“直言极谏”的策问时，晁错提出了辅佐天子的大臣应该具备的四个条件：（1）制定法令要以“兴利除害、尊主安民”为目的，不要“苦民伤众”。（2）对伤害国家和民众的法令和行为要敢于直言极谏，以补救君主的过失，纠正错误。（3）立法要平正，赏罚分明。（4）为人方正，尽心尽力办事，奉法令不徇私舞弊，遭患难不避死，见贤不居其上，不以无能居尊显之位。
在回答“吏之不平，政之不宣，民之不宁”的问题时，晁错总结了秦王朝兴亡的经验教训，指出秦灭亡的原因：任用坏人而听信谗言；大量兴修皇室宫殿，赋税没有节制，人民困疲，财力耗尽；法令繁多残忍，赏罚随意而行；贪官污吏乘机违法乱纪，造成上下瓦解，各自为政。
晁错的《举贤良对策》深得汉文帝嘉许，因此由太子家令升迁为中大夫（掌顾问应对，武帝时改为光禄大夫）。
以后，晁错针对削弱诸侯王的势力以及更定法令等继续向文帝献策，并就此著书三十篇，不愧为“直言极谏”之臣。虽然汉文帝没有完全采用晁错的主张，但对他的才能很欣赏。太子也认为晁错的献策很好，然而袁盎等一些大功臣对晁错则是颇为忌妒，并不喜欢他。>